本报记者 江耘
编者按春华秋实二十载，美丽田野绽芳华。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深入总结基层实践、科学深化提升、大力倡导推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农村工作机制创新。经过20年的发展壮大，这一制度已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10万户。即日起，本报推出“科特派20年”专栏，聚焦科技特派员制度驱动乡村振兴的探索和实践。
沿着盘山公路逶迤徐行，不知拐了多少道弯。
浙江省科技特派员、省中医药研究院梁卫青副研究员来到了衢州市衢江区岭洋乡。
刚走到田头，附近村民陆续围了上来，天气热了要不要给重楼搭个棚子，覆盆子地里的草要不要拔，浙贝母如何治虫……一个又一个药材种植的问题都抛给了这位科技特派员。
在岭洋乡村民的眼中，梁卫青是啥都懂的大专家。2003年开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将科技特派员制度移植到浙江。16年来，数以万计的“梁卫青”活跃在田间地头。
来自浙江省科技厅的数据显示，16年里，省、市、县三级共派遣个人科技特派员15393人次、法人科技特派员25家、团队科技特派员354个，省财政累计投入超3.61亿元。
“手把手结对帮扶农民，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开阔了农民的视野，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对科技特派员如是评价。
从脱贫致富到振兴乡村
2003年，20万人居住在浙西南的深山上，361个乡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
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带领农民脱贫致富摆在了突出位置，并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吹响了服务三农的集结号。
首批101名科技特派员奔赴全省各地欠发达乡镇。那一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8岁。
过去，温州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富源村是省级扶贫重点村，农业以粮食为主，耕作方式落后，效益低下。
浙江省农科院助理研究员李发勇以特派员身份到来后并不与粮争地，而是利用大片荒芜山地种植果树。2007年2月，李发勇引进苗木11200株种植于富源村的荒坡山上，如今种植面积达到1008亩。
为了帮村民打开柑橘销路，李发勇还带着村民注册商标，设计包装、寻找市场、引入电商模式、开发柑橘采摘游……
在李发勇的努力下，富源村原先低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增至1093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原先的“空壳村”变成年收入超50万元的富裕村。
一位特派员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位特派员就是一曲扶贫赞歌。
昔日贫穷乡镇，淳安枫树岭镇在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俞旭平的帮扶下，成为闻名遐迩的中药之乡。
浙江大学教授汪自强，在温州泰顺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了14年，将浙大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架起了山区农民的致富桥梁。
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副处长李登峰表示，浙江省科技特派员最初以扶贫脱困为己任，通过以技术为支撑，以项目为依托，“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带动欠发达地区农民走上了依靠科技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支撑下，2015年，浙江省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全部“摘帽”，在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从解决农技到服务三农
随着浙江省“不把贫困带入十三五”目标的实现，科技特派员的工作重点也从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脱困向支撑全省域农富民强转变，其专业领域逐步开始由围绕农业一产向农业一二三产拓展。
2013年，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张庆良来到了温州文成百丈漈镇，以科技特派员身份对口服务一家花木合作社。几年之后，这家合作社成功转型为当地最大的休闲农庄之一。
“我刚去时，花木合作社发展正遇到瓶颈，我们共同谋划转型发展。”张庆良介绍，隔行如隔山，最初他带着合作社边学边转，最终形成了一次性接待几百人的大型综合性休闲农庄。不仅为文成农旅产业做了示范，还形成了一个产业群，带动周边数百位村民就业。
文成县科技局局长程东告诉记者，目前当地有省市科技特派员21名，以科技项目为主抓手，扎根农村，情系农民，服务农业，受到当地政府与群众一致好评。他以张庆良为例，农庄主为感谢张庆良，要拿出一定股份给他，但被婉拒了。“帮助他们是我的本职工作。”张庆良说。
2017年，浙江省非农专业科技特派员占比已达到13.6%。李登峰介绍，通过将服务农业一产向农业二三产延伸，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支撑服务“大农业”综合发展。
从事工业设计专业研究和教学的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王丽就是其中一位。她作为科特派对口的是“浙西油茶之乡”苏庄镇。这里生产的山茶油传承着传统手工压榨技艺，但因缺乏营销，价格一直上不去。
王丽联合多名大学生给山茶油设计了近30款样式的整套包装。这一改变让当地山茶油从每公斤不到60元提升至每公斤130元。如今，王丽团队还积极研发山茶油系列，进一步消化产能提高附加值——山茶油手工牛肉酱于2016年上市，山茶油手工香氛皂也将于近期推向市场。
李登峰表示，未来浙江将推动科技特派员选派渠道从原有19家涉农高校院所向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全面拓展，继续推动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从农业一产领域向农业一二三产全产业链全面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