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融资之“渴”、资金抵达的梗阻点，是摆在全国科技创新高地和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浙江，现阶段亟待解决的一道考题。
在浙江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衢州市江山江汇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开控股集团总裁邵建英呼吁，围绕强化科技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一套科技企业“自己的”政府招引政策标准。
她经营的杭开控股集团板块涉及光伏微型逆变器、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等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境、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依靠科技创新、增加20%的年研发费用投入，2023年规上企业工业生产总值较上一年度同比增长33.6%。结合多年从事科技型实体经营管理和产业投资的经验体会，邵建英在提案中提出了一套“专属政策合规、准入标准合身、考核周期合拍、产学研政合作、评价机制合理、助企帮扶合心”的6合政策体系。
这套政策剑指目前全省各地招引体系中，专属于科技创新项目的空白，整体招引政策存在的重投资轻技术、重名企轻初创、经济指标一刀切等诸多不足，表示可以制定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企业“双高”行业企业认定标准，相对应的招引和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须是强化科技属性、税收和净利等经济贡献指标权重，弱化固投权重的长效绩效考核体系，落实街道或园区科创企业“专员负责制”跟踪服务。
邵建英提案中的这些观点，与一份题为“关于推进浙江省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提案不谋而合。提案来自于省政协经济界(一)界别活动组，由组长、省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邵斌起草。其中提及，建议全省设立统一的科技企业产业母基金，将各地科技类产业基金纳入统一管理，并出台具有浙江特色的科技企业产业基金扶持标准与运营指导意见，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基金投资容错试错容忍度。为让银行等机构更精准地瞄定支持领域，建议建立全省统一的“科技企业名单库”，对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科技企业动态分层管理，便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制定差异化政策。
“科技型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通常具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典型特征，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创新能力和可观的发展潜力。可以由省政府认定量子计算、区块链、生物制药等高科技行业，高科技企业的认定权限则可下放到各市区县，对各个项目进行科学认定并同步出台项目合适的指标考核。”邵建英举例科技型企业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初创期，政府通过前期投入，建立推动中试的平台，项目成功孵化后落地浙江，待企业成功上市后回购，无疑将大大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邵斌的提案中，将政策协同引导视作金融支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建议人民银行恢复并扩大科技创新再贷款的额度和支持范围，允许银行为符合条件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初创期企业提供不超过五年期的科技创新流贷；省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创新监管，鼓励金融机构产品和技术创新；财政税务部门针对重点领域科技企业在科研设备采购、技术产品研发、孵化中试、初创成长等环节的融资进行财政贴息、税收优惠。
特别是打通金融五篇大文章对科技企业的协同支持：产业基金在科技企业种子期、初创孵化期、成长期给予股权融资支持，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在科技企业初创和成长期给予信贷支持，数字金融赋能科技企业成长发展，待企业步入上市阶段，产业基金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逐步转让给养老基金。
邵建英亦认为，早期的科技企业需要高校产学合作、不断吸引高端人才加盟和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资金支持，中期的科技型企业需要政府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协调和协助对接，上市后的科技型企业往往最青睐并购中早期有技术优势的科技型项目企业或团队，高校的小试科技成果需要有经验和产业资源的投资机构潜心孵化与专业辅导，对此要建立高效的人才、产业、资金、高校、政府间协调沟通机制和产业孵化体系。可从最活跃的抓手入手，如联合高校搭建中试测试平台、联合企业投建中试测试平台、协调建立省内上市公司及投资机构与中科院及顶尖名校间的定期成果转化沟通机制、组织建立海外杰出人才项目与省内名企知名投资机构交流渠道等。
此外，邵斌提出加强要素创新，打造新市场新模式。包括优化资本市场，差异化设置科技企业上市门槛，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完善交易市场，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权威评估体系及加快建设统一的流通体系；创新担保体系，成立省-市-县(区)三级专营担保模式。以及各部门共同制定重大科技成果与创新转化项目名单，对处于卡脖子工程、未来重大科技进步领域的初创、成长性科技企业，鼓励商业银行以银团方式提前介入支持，通过搭建全省统一的科技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协同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