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时代命题下，普惠金融已超越单纯金融服务范畴，成为浙江激活城乡要素、缩小发展差距、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作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先行省份，浙江历经十余年探索，从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基础命题，到构建“全域覆盖、数字驱动、生态共荣”的现代普惠金融体系，走出了一条兼具政策温度与市场活力的发展路径。
一、三大特质，普惠金融的浙江逻辑
浙江普惠金融的崛起，是“区域经济、创新自觉、政策先行”三大特质交织出来的系统性成果。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打破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构建“政策引导、市场主导、科技赋能、生态支撑”长效机制，让金融服务从城市精英“特权”转变为全民共享“公共产品”。
(一)区域经济特质，需求导向提供天然沃土
浙江民营经济活跃、县域经济发达、城乡二元结构温和的特征，为普惠金融提供天然生长土壤。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倒逼金融机构突破传统抵押依赖、流程冗长的服务模式；而县域经济均衡发展格局，使金融资源下沉具备商业可持续基础，避免“输血式”扶持困境。需求与供给的良性互动，推动普惠金融从“政府推动”向“市场自发”演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迭代满足需求的动态闭环。
(二)创新自觉特质，带来制度系统性突破
浙江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而非依赖产品局部改良。顶层设计上，率先建立省、市、县三级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将其纳入地方发展总体规划，形成“一把手”抓落实机制，破解部门协同不畅、政策碎片化难题。关键领域通过“三权三证”产权流转改革、多层次信用体系建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等基础性创新，打通发展堵点。带来“农村产权改革实现资产金融化变现、信用体系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风险分担机制缓释金融机构顾虑”等系列创新成果，为普惠金融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三)政策先行特质，共富引导资源有效倾斜
浙江普惠金融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引领，构建“普惠性与效率性相统一、公益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发展导向。核心目标不仅是解决弱势群体金融可得性，更在于通过金融资源均衡配置，激活欠发达地区与低收入群体发展潜能，缩小三大差距。实践中，将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山区26县跨越式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度融合，通过差异化政策引导资源向薄弱环节倾斜，形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带动增收致富”的良性循环。
二、多维演进，浙江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征
历经十余年发展，浙江普惠金融已从“机构下沉、产品创新”，演进为涵盖服务体系、技术应用、生态构建、区域协同的全方位升级，呈现鲜明阶段性特征。
(一)服务体系，从“单点覆盖”到“全域渗透”
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三级跳”:一是物理覆盖层面，通过浙江农信体系的“丰收驿站”等“普惠金融服务站”等载体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二是服务升级层面，构建“浙江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提供“集成化”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三是生态布局层面，将金融服务融入基层治理与生活场景，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动保险机构开通政策性农险理赔“绿色窗口”，实现场景化嵌入与“无感式”普惠。
(二)技术赋能，从“工具应用”到“模式重构”
数字技术是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引擎，贯穿普惠金融全流程，实现从“工具应用”到“模式重构”的质变。一是信用体系方面，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归集多维度数据，构建统一数字信用平台，为弱信用主体建立“数字信用画像”，打破传统抵押依赖。二是服务模式方面，催生“线上申请、智能审批、无感授信、随借随还”模式，通过数据实时共享大幅压缩业务周期。三是风险控制方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动态预警模型，实现风险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转变。
(三)三方共建，从“单一供给”到“多元共荣”
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生态。一是政府层面，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货币政策工具倾斜等政策组合拳，降低机构成本与风险。二是市场层面，推动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业态协同，形成“债权+股权+风险保障+增值服务”的综合服务模式。三是社会层面，引导行业协会、村集体等参与信用评价与信息整合，形成全社会共治格局。
(四)区域协同，从“县域均衡”到“全域统筹”
注重区域协同与均衡发展，构建“县有法人金融机构、乡有服务网点、村有便民站点”的县域服务体系。针对山区26县等欠发达区域，实施差异化政策，建立金融结对帮扶机制，推动资源下沉。城乡融合层面，通过“城商行+农商行”合作等模式引入城市金融资源，发展农村产业金融，推动农村金融从“输血式”扶持向“造血式”赋能转变。
三、现实挑战，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一)结构性供需矛盾依然存在
初创期科技型小微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等薄弱领域需求未充分满足，此类群体因缺乏抵押物、信息不透明导致机构“不敢贷、不愿贷”。金融产品同质化突出，个性化、定制化供给不足，难以匹配差异化需求。
(二)数字金融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部分农村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因数字技能匮乏，面临“不会用、不敢用”线上服务的困境，形成新的金融排斥。另一方面，数据归集全面性不足、安全保护机制不完善，可能引发“数据歧视”，加剧薄弱群体金融排斥。
(三)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凸显
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弱质性、业务分散性决定风险防控的复杂性。经济下行、行业波动等外部因素，叠加部分主体信用意识薄弱、农村产权流转处置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增加机构风险压力。担保机构实力不足、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制约可持续发展。
(四)长效激励机制尚需完善
普惠金融“额度小、成本高、风险高”的特征与机构利润目标存在张力。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持续性不足，监管考核导向作用有待加强，部分机构将普惠金融视为“政治任务”，缺乏长期投入内生动力。
四、优化路径，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聚焦薄弱环节，优化金融供给结构
精准对接差异化需求，加大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支持，探索知识产权等新型抵质押模式。围绕乡村振兴开发“产业+金融”“供应链+金融”定制化产品。保留线下服务渠道，推广适老化、适残化产品，破解“数字鸿沟”。
(二)深化数字赋能，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完善数字信用体系，扩大数据归集范围，优化评估模型，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加强农村地区数字技能培训，开发简易版线上产品。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创新智能投顾、绿色金融等产品，满足多样化需求。
(三)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可持续底线
完善农村产权流转处置机制，建设统一交易市场。强化数字风控能力，构建动态预警模型，加强跨机构风险信息共享。扩大风险补偿基金规模，优化补偿比例，支持担保机构做大做强，健全“政银保担”风险共担机制。
(四)完善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优化财政支持政策，延长贴息、风险补偿期限，简化申请流程。强化监管考核导向，提高普惠金融考核权重，实行差异化监管容忍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打击逃废债行为，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升市场主体信用意识与金融素养。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探索普惠金融的更多可能性，努力将“普”与“惠”落到实处。面对新形势，浙江普惠金融需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破解结构性矛盾，筑牢风险底线，推动普惠金融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为共同富裕注入更强金融动力，贡献更多“浙江智慧”与“浙江方案”。
(主笔人：姜新旺，金融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MBA导师；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农信学院特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