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的某个周一，袁瑛一大早来到位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6号楼18楼的肿瘤内科病房，如每个早晨一样，查房，和患者交谈，询问病情，开始了繁忙的一天。
在忙碌了两个多小时后，袁瑛回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也就四五个平方米，似乎多一张凳子都会显得有点拥挤。虽然空间有些局促，不过她和记者的聊天很放松，我们一起聊她的医生生涯，聊她的病人，聊最新的肿瘤治疗手段，偶尔也和记者吐下槽。
袁瑛参加2014美国胃肠肿瘤年会。
袁瑛
和大肠癌“结缘”20多年
袁瑛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的父母都曾是浙江理工大学的教授。虽然家里之前并没有人从事医生这个行业，“但父母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所以我当年就报考了浙江医科大学。”
袁瑛或许天生就是做医生的料，虽然她的高中成绩并不名列前茅，但1988年考入了浙江医科大学后，袁瑛不但成为了佼佼者，而且学得非常轻松。“许多同学感觉学习医学知识很累，但我却一点都没觉得，反而还很享受。”
袁瑛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批7年制临床医学的学生。由于大学里的她出类拔萃，1995年6月份，袁瑛被学校选中，与韩国汉城大学作为两地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去韩国学习，同时，又师承国内著名的肿瘤专家郑树教授，从此和大肠癌“结缘”。
如果从她踏进医科大学的那一刻算起，袁瑛做医生已经26年了。从医到现在，已经是浙医二院肿瘤内科副主任、主任医生的袁瑛一直在大肠癌易感性和遗传性大肠癌的基础研究和大肠癌个体化综合诊治的临床研究上”坚守”,希冀能为病人带来希望,减轻痛苦。她在建立临床诊断标准及分子检测方案、预防干预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与实践，并在临床治疗中积极推进基于分子检测的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和理念。经过多年的努力，她不但造福了众多肿瘤病人，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并于2011年获得了浙江省青年科技奖。
完善原有国际诊断标准获认可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大肠癌发病率仅次于肺、胃、肝癌，位于癌症类第四位，死亡率也仅次于肺、肝、胃癌，位于第四位，而最近几十年，我国大肠癌的发病率每年递增4%，每年有近10万患者死于大肠癌，比美国还要多。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大肠癌(HNPCC)，目前国际上统一命名为Lynch综合征，为最常见的遗传性大肠癌，占所有结直肠癌的3%左右。
袁瑛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由于缺乏特殊临床及病理学特征，国际上对该病以1991年国际HNPCC协作组建立的Amsterdam标准进行临床诊断。袁瑛解释了一下Amsterdam标准：家系中至少有3例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大肠癌患者，其中1例必须是另外2例的直系亲属；大肠癌必须累及连续的两代人；至少有1例大肠癌患者发病早于50岁；除外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但随着现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此标准的实际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从1995年开始，在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团队基金等多个项目的资助下，袁瑛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可疑HNPCC的新概念和可疑HNPCC参考诊断标准，获国际同行认可。
袁瑛提出，如果不符合Amsterdam诊断标准，那么家系中至少有2例经组织病理学明确诊断的大肠癌患者，他(她)们必须是父母与子女关系或同胞兄弟姐妹的关系；至少有1例大肠癌为多发性大肠肿瘤(包括腺瘤)，或至少有1例大肠癌发病早于50岁，或至少有1例家族成员患有HNPCC相关性肠外恶性肿瘤。该标准弥补了原有国际诊断标准的不足和缺陷。
在1997年国际HNPCC协作组年会上，袁瑛提出的标准被接受用于7个国家(美、英、日本、芬兰、韩国等)8个肿瘤中心参与的国际性合作研究。国际HNPCC协作组也正式推荐将该诊断标准作为国际协作的家系筛查标准。因提出可疑HNPCC的新概念和参考诊断标准，袁瑛获得了该年度“美国南加州结直肠外科医生协会奖”。
建立中国大肠癌筛检标准
大肠癌是否有遗传性？哪些人有患大肠癌的高风险？家族中是否可以早预测？早期可不可以干预预防？从临床症状的最初生疑，到细胞分子、遗传因素的解析，袁瑛与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一路走得十分艰辛。
这些年来，浙二医院的大肠癌肿瘤团队在海宁、嘉善、杭州的社区进行大肠癌的筛查，取得的效果也十分显著，一些高危人群通过加强检测，大肠癌发病率大大降低。但在他们发现的高危人群当中，有些人并不愿意去做这些检查。“一些人会觉得，检查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心理负担，而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面对这些，作为医生的袁瑛也只有无奈。
袁瑛说，我国的遗传性大肠癌的临床诊断、干预和分子机制研究较为落后，因此，她一直努力在国内同行间建立合作平台，以推动我国对遗传性大肠癌的临床和基础研究。目前，袁瑛及其所在的团队在大肠癌的研究及治疗上，已成为了国内该领域的权威。
2003年4月和2008年4月，袁瑛两次组织召开了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分会遗传性大肠癌学组专题学术会议，并成立了全国首个遗传性大肠癌协作组，建立全国性家系收集保存的网络。与此同时，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人患大肠癌的特点，袁瑛还制定了中国人遗传性大肠癌的筛检标准，统一规范了全国范围内遗传性大肠癌家系的收集、保存和研究工作，并已经在河南、江西、山西、山东、浙江等省市得到推广应用。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登记并收集的完整的遗传性大肠癌家系也就200余个。”袁瑛告诉记者。据悉，遗传性大肠癌家系是研究我国大肠癌病因、遗传特征和分子改变的重要资源。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袁瑛所在的肿瘤研究所还会对家系做DNA检测分析，除了常规进行的基因突变检测，还在国内首次采用荧光标记多重PCR技术检测大片断缺失。
袁瑛也希望通过记者提醒公众，如果家族中有以上所说的遗传情况，最好子女去做个基因检测，一旦确定有突变基因，子女的大肠癌发病率在70%以上。
“如果子女带有这个基因，建议从30岁开始做肠镜检查，每隔1～2年复查一次，如果发现息肉或者腺瘤，立即摘除。”袁瑛说。
仁心仁术树木树人
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袁瑛似乎注定是幕后英雄。虽然不是拿着刀直接切除肿瘤，获得一种成就感，但她想尽办法，尽可能地用现代的医疗技术，拯救更多癌症患者的生命。看到一些患者在她的治疗下，重拾健康，过上有质量的生活，袁瑛从内心深处为病人感到高兴。
在袁瑛的精心治疗下,不少病人都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记者在好大夫在线上看到，不少病人家属都对袁瑛的医术表示感谢，并发自内心地感谢浙二培养了一位仁慈、宽厚、负责任的好医生。与此同时，袁瑛还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硕士生导师。她言传身教，关心爱护学生，悉心传授知识，曾获得2008年浙江大学“优秀德育老师”称号和医学院教育工作突出贡献奖。
袁瑛说，就目前来看，肿瘤是一种多基因参与的全身性疾病，“量体裁衣”的个体化治疗势在必行，多种治疗手段的有机结合也是趋势所在。因此，每个星期二的上午，袁瑛和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多个学科的同事们一起，都要讨论一些病例，给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特别是他们认为需要内外科合作的病例，都会进行详细的讨论，为病人制定最合理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据悉，近年来，浙二医院还为此成立了浙江大学大肠癌多学科诊治中心，袁瑛和她所在的团队所推行的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念，也已率先成为全国胃肠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学习中心。
就在不久前，一位40岁左右的病人因为“腰痛”来到浙二医院就诊。令医生感到惊讶的是，经过诊断，这位病人竟然已经肠癌骨转移。“这位病人还有脾功能亢进，白细胞血小板很低，无法接受常规化疗，预计生存时间不足半年。”袁瑛想到了先将病人的脾脏切除这一方法。但这么做，医生要冒很大的风险。不过为了病人，袁瑛还是这么做了。她反复地与外科医生进行沟通。让人欣慰的是，病人经过内外科的共同努力，术后恢复得很好，并且顺利接受了6个周期的常规化疗，目前腰痛消失，肿瘤缩小，控制得比较理想，生活质量不错。“当初如果不是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或许这个病人就已经走了。”袁瑛说。
不过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也让袁瑛有些失落。袁瑛说，作为肿瘤科的医生,对病人的心理疏导也非常重要。比如她在浙二医院本部门诊的时候，病人就非常多，一个上午要看20多个病人，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很多时候没办法和病人进行充分沟通，或者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
她现在每个周四的上午在滨江医院就诊，“因为那边病人目前还不多，看一个病人我可以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其进行沟通，或者给病人做一些思想工作。这样确实就会好很多，我希望病人要充分地信任医生，要相信医生都是在为你考虑。”袁瑛说。
在国外，病房里都会有心理医生，特别是肿瘤科，因为一开始病人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就更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心里疏导。而在国内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医生责任就更加重大。袁瑛说：“尽管工作很忙，我还是尽量做到争取与每个新病人交代病情，沟通治疗方案,从疗效、副作用、经济等多个角度为病人具体分析，帮助他们做出治疗的抉择。”
袁瑛坦承，现在癌症确实有增多的趋势。这位肿瘤专家建议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高脂饮食，要多吃些粗纤维的食物，多做运动，不要熬夜，保持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如果家里有肿瘤病史的，要特别重视，最好每年做体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别太计较得失，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