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群体
任何阶层成员都可能得抑郁症，贫困阶层受苦更甚。只因这个阶层活在聚光灯之外，他们的痛苦不为人所知。
研究已经证明，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贫困使人抑郁，抑郁愈使人贫困，两者交互作用，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贫困和抑郁，是一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抑郁症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期。当我们的祖先从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演进时，一部分不适应这种变化、不能掌握农耕技术的猎人，成为抑郁症最早的受难者。
有学者分析：在社会大变迁面前，不能与时俱进，被时代抛弃的人，因其焦虑、惶恐、绝望，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俘虏。
另一个旁证是：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抑郁症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3倍。
在美国，很多穷人亦受抑郁症之苦。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美国85%~95%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业者。
贫困群体的抑郁症识别率低，从而更是雪上加霜。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相对优裕快乐，他们得了忧郁症，异乎寻常的痛苦相对容易被察觉；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日子本来就困顿艰难，抑郁症状会被掩盖。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郁症，还是来自生活本身。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始终都不自知，也不为人所知。
所以，反贫困和抗抑郁相辅相成。对抗抑郁，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升改变命运的能力。
•遗传基因与抑郁的关系
在知识阶层中，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
演员、公务员、媒体人、警察、教师比较容易得抑郁症——这是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23年行医生涯的观察。
据姜涛解释：“这几个行业收入差距大。公务员，有守法的和不守法的；记者有敲诈和不敲诈的；警察有好警察和坏警察……收入差距非常大，他们就容易不平衡，焦虑，压力大。”
姜涛所说完全是个人经验描述，未能验证。不过他揭示了一个现象：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抑郁症相关。
接下来就可以讨论：就个体而言，哪些因素容易导致抑郁症？
首先是生物学因素。抑郁症一般被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抑郁症往往由躯体内部因素引起，带有明显的生物学特点。这个“内部因素”其实就是基因，往往通过遗传获得，它是造成大脑中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失衡的根源。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系或旁系家属中，还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这说明这个家族遗传倾向明显。上海精神科医生颜文伟认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约有5%~10%的人有这种遗传基因，容易得抑郁症。
姜涛也认为遗传因素对于抑郁症致病有重要作用。他给了一个数据：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所谓“遗传度”，是指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
不过，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遗传因素和抑郁症的内在关联，还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即使再先进的仪器，也无法观测到大脑内部化学变化的过程。
对生物学因素之说，心理学界反对声音甚多。他们认为抑郁症主要是心理疾病。心理医生反对西医所强调的生物学因素，他们认为，如果“把患者都拉到医院去”，这是对抑郁症患者的伤害，会让患者认为是自己的“种”不好，从而失去对治愈的信心。
•人性的“内在惩罚者”
遗传因素说尚未得到科学验证，性格因素则可以认定占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人有各式样各样的性格特点。相对来说，简单、敏感、自尊、固执、要强、好胜、求全，习惯于克己、内疚、自责、自省、自罪的人，容易得抑郁症。
据学者分析，以上性格都易于使情绪处于紧张状态；而情绪是从心理通往生理的桥梁，长此以往，紧张的情绪就破坏了大脑分泌神经递质的功能，抑郁症的种子由此埋下。
再就是环境压力因素。比如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它们也应该是以情绪为桥梁，殊途同归，作用于神经递质。
不过，仅仅单方面的压力不足以导致抑郁症。如前所说，抑郁症患者多半能够自省和克制，乃至自我牺牲。如果压力只来自一方，他们还能通过委曲求全来化解；但是，如果多个不同方向的压力蜂拥而至，并且这些压力彼此交错排斥，即使委曲亦不能求全，抑郁症就会在这时登堂入室。
最后一个因素，是创伤性突发事件。比如失学、失业、失恋、亲人去世、炒股失败，等等。不过，突发事件只是刺激因素，不是真正的病因。抑郁症植根于你的人性深处，即使没有这个创伤事件，也还会有别的事件，差别只在于爆发的时机不同。当然，如果运气好，拖个十年、八年，自行消失，也未可知。
综上，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只是简单的心理疾病，它的根源是某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内心的分裂和背叛，你要战胜它，惟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矫正过来。
找到病因，对于治疗抑郁症具有参考价值。不过，也不必过于纠结病因，追查病因，否则会制造新的压力和矛盾，对病情不利。在一个短时间内，仅仅个别诱因，不可能触发抑郁症。疾病既已爆发，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点着爆竹，爆竹已经爆炸，你再追究火柴，无济于事。再如一个女孩病因是失恋，即使男友回心转意，她的病一时也好不了。
至于病愈后怎么处理病因？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