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副社长胡宏伟
30年前的5月，空气清朗，没有雾霭。作为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新闻系的3年级学生，我正焦虑于即将到来的期末大考。
我不知道，省城杭州以南300多公里外山坳里的温州，发生了一件大事：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第一次见诸媒体。自此，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成为大开放的先锋，而改革则以地处江浙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花开两朵。在这当代中国邓氏改革的三大底层突破的示范力量中，尤以“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最为异端。
我也不知道，在此后的30年里，温州以及说着满口极其难懂方言的温州人，会成为我记者生涯的第一观察样本。30年间，我曾经32次穿行于这片躁动不安的土地。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可以让相恋的人离心，也可以令相濡以沫的老者阴阳两隔。30年足够长，“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假冒伪劣的温床”、“温州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中国最盛产老板的地方”、“温州炒房团”等等，都成为过形容温州与温州人的前缀。真真假假、香香臭臭、黑黑白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没有一座城市能如同温州那样，总是以中国改革语境下最为坚韧的姿态，让人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为什么“温州不死”？什么是“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我们为何要纪念温州模式30周年？对中国改革而言，今天的温州仅仅只是行将消散的历史烟云，还是依然能够照耀我们未来的一抹光亮？
这些设问太过宏大。且慢，还是让我们一起听听两位温州佬的故事。这两位故事的主角与很多温州成功老板的差别在于，他们，都是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