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驱动转向制度创新驱动，是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黄震在本次论坛做了《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将何去何从》的主题演讲。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而在这一基础上，互联网金融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出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渗透，以及金融形势、国家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互联网金融越来越需要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的环境来保障它的健康发展。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一方面在经济上要继续促改革、调结构，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经济增长打造新的增量空间，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另外一方面，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发挥新的政策红利。总的说来，就是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我们的基本目标。“互联网金融恰恰就是最佳的切合点，一方面可以促进创新、创业，另外一方面可以作为尝试新的国家治理模式”黄震指出。
“金融现在就是看能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如果不能适应变化环境，银行和传统机构会成为消失的恐龙。能不能适应互联网世界新的环境，能不能利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新的资源，以及能不能驾驭好新的形势，是决定金融发展生死存亡的变量条件。”黄震认为，互联网金融在当前的经济形势，需从原来的技术创新驱动转向制度创新驱动。
同时，在政策主导的中国经济中，黄震认为，制度创新的环境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面临三大红利：第一，技术创新红利；第二，中国市场红利，中国网民多，可以支撑形成一个大市场，第三，政策红利，就是改革红利，新的改革红利能不能释放，就看政策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助于产业发展。
在黄震看来，7月18日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指导意见》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把互联网金融的概念界定的比较宽泛，同时，黄震认为《指导意见》还做了一个主体的换位，“过去的主体是P2P、众筹、第三方支付，现在的主体是传统金融机构。”
传统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消费金融等怎么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互联网金融模式？黄震认为，是服务模式的创新，亦即互联网金融的主题创新。“一方面鼓励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合作，不要让这些传统金融机构自己去做重复建设，(但确实需要内部做升级改造，特别是应用互联网最新的一代技术)；另外一方面充分运用已有的互联网企业积累的用户量、数据量来帮助银行做互联网结构的模式、组织流程的改造”黄震指出，所以，黄震认为我们《指导意见》更多是鼓励它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形成一种新的模式。
同时，黄震还指出：“对于创新的互联网金融生态来说，是由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共同打造的，这是我们《指导意见》描述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生态。互联网和金融机构合作，是会形成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创新模式和领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更底层的结构是什么？是大家共同的消费者、用户。所以有了共同的用户，才会有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合作的空间，形成消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模式和产品。”
最后，黄震提醒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要构筑“三条线”：第一，互联网金融平台对客户、服务者关系的处理，即权利义务的界限。要平衡和对方的权利义务，交易结构不管涉及到多少关系，各级权利义务应该有一个平衡，这个界限掌握好；第二，不触非法集资的底线，要保障的是不能破坏现有的金融秩序，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还有对于社会稳定来说要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所以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严守非法集资的底线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掌握政策的红线，政策是一种随着时间、条件不断变化的策略性的规定，要研究政策要看形势、看变化。本报记者杨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