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监护病房。
这里收治的都是危及生命或具有潜在高危因素的患者，大多数时间这间特殊的病房门口总是坐着愁容满面的家属。这间特殊的病房，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悲欢离合，而作为ICU的医生与护士则每天都在高压之下与死神赛跑，挽救病患于危难之际，救死扶伤于命悬一线。
7月25日，记者走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ICU，并亲历ICU医生的一天。
早晨8时，在烈日的炙烤下，室外气温超过38℃，摩肩接踵的接诊大厅也有些酷热难当，与之相比位于5号楼3楼的综合ICU倒还有些让人觉得寒意。
穿过监护仪到处滴答作响的病区，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坐满了医生，甚至无法再挤进去一个人。“每天8时是我们的晨会，因为ICU里的病人病情变化特别快，因此两班医生交接非常重要，所有的信息要做到巨细无遗，稍有差池或是遗漏都会危及性命。”ICU主任方强主任医师介绍。
与交班医生相比，护士们的条件更为艰苦，只能站着听取护士长的工作安排。“病人多、病床少，医疗资源很有限，这里又是老楼，翻修计划已经订了很多年了，但就是没法动工，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尽可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病人，多一张病床说不定就能多救回来一个人。”
“A7床的小男孩还是有紧张情绪，一定要多注意观察；B1床溺水导致肺部重度感染……”晨会结束，按部就班，伴随医生护士急促脚步的是24小时不间断的监护仪滴答声，繁忙而紧张的一天开始了。
“综合ICU里很多病患都是我收治的，不少还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29张病床，几乎每一个病人方强都可以详细描述他们的情况。
“B1床的病人开车的时候倒车直接倒进了水塘，溺水、肺部感染。”
“A7床是个16岁的高中生，7月19日入院，判断是中毒，送来的时候情况不太好，马上实施了肝肾功能人工支持，目前基本稳定。”
“A8床是从绍兴转过来的，7月23日因为爆发性心肌炎进了当地医院，后来那儿的医生向我们寻求技术支持，当天晚上我和同事带着设备就坐救护车过去了。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心肺功能已经非常非常差了，按照惯例这种情况可以选择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即在患者危重之时建立体外心肺支持)，但患者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一旦选择ECMO起码要十几万元。”方强与团队严格、精准评估了病患的情况后，作出了暂时不上ECMO的决定，用普通呼吸机维持生命状态。
“这样决定其实比上ECMO要难得多，上了可能无非就是费用上的一些纠纷，不上也许会出现意外，这需要我们有绝对的专业知识，在ICU医生这儿没有可能，只有肯定，这是我们的自信。”因为方强的决定，这位病患不仅承担的医疗费用大大降低，而且创伤更小，对后续的治疗与恢复也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这位病人情况已基本趋于稳定，如果恢复乐观，只需要再过3~4天就能转入普通病房。“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多替病患考虑其实也是医生的职责。”
病房之外，看到的只是结果，A8床的病患家属也许可以松一口气，但他们很难体会方强与团队成员作出不上ECMO决定的心理压力。
“其实做我们这行的，几乎没什么退出机制，博士毕业就差不多30岁了，还要6年左右的历练才能独立上岗工作，而ICU的要求则更高，虽然我们只是医院里很普通的一个科室，但这份工作确需要精英才能完成，不仅仅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心理抗压和毅力的终极大考。”
在综合ICU有一部号码为“64999”的手机，单从号码看就不是普通的联系电话，“如果接到紧急救护的电话，我们的医生5分钟内要带着急救设备赶到现场，综合ICU负责2、5、7号楼，有时候电梯忙，就得爬楼梯，这对体力绝对是个考验。”在浙江，全省90%的县级以上医院ICU骨干人才都在浙大一院进修过，方强如今已经记不清自己带过多少研究生、多少实习生。
ICU主治医师吴伟芳是方强的研究生，毕业后主动要求留在了ICU，吴伟芳是前一晚综合ICU的值班医生，刚刚和白班医生完成交接，她的工作时间是前一天下午4时到第二天中午11时，整整19个小时，而这样的排班，每5天就要轮一次，才40岁出头的吴伟芳已然华发早生。
“虽然我们的医生个个体力很不错，但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院里组织的各种爬山毅行等团建活动，因为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
在医生办公室，浙大一院器官捐献与移植协调办公室主任吴晓梁正在办理一位因为车祸将捐献出肝脏、肾脏的患者相关手续，而吴晓梁同时也是ICU的一名医生。
“每年都有大量的病患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延续生命，但我国目前器官捐献率仅为百万分之3.5，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家这个比例高达百万分之36。我们的医生是接触这些病患最多的，所以我们还承担了劝捐这一工作。”
众所周知，受到国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大部分人不仅对器官捐献持反对态度，甚至是反感的。“在国外，只要自己愿意捐献就可以了，而国内还需要家属的同意，如何劝导家属非常不容易。”吴晓梁表示。
有些农村家庭因为意外丧失了家里的青壮年劳动力，自从他们家人作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后，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与家属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有些比较困难的捐献者家庭，协调员甚至帮他们推销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从家人朋友到单位同事，甚至是食堂，而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不少家属渐渐从悲痛走上正轨。“一例器官捐献，就意味着好几个人因此可能获得新生，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其实吧，我觉得我的工作和其他医生都一样，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能这儿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因此对生命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所以要求自己要不断学习，保持自己的专业自信，这样才能在最危急的时刻作出最准确的判断，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医生。”方强的自述，没有豪言壮语，始终保持着微笑与那份自信的淡然，从业30余年的他和科室里100多位医生护士用每一天在阐述和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言。
本报记者孟佳韵通讯员胡枭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