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当17岁的马璟迈进泰山医学院的大门时，出身医学世家的她，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今，马璟已是全国知名的毒理专家，主持2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完成600多个新药毒理学研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称为“新药安全的守门人”。
30余年间，马璟用另一种方式实践着自己当初的梦想。尽管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人烟鲜至，布满荆棘，但她用大半生的坚韧，以不变的努力走在这条认定的道路上——她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特质，叫专注。
认定目标全力以赴
看准目标，即不计时间和压力，全力以赴，是马璟的行事风格。
出身医学世家的她，从小耳濡目染，觉得救死扶伤是一项神圣的事业，高考志愿一律填写了医学院。5年临床医学的本科教育，11年药理学教学科研的工作经历，硕士、博士期间对毒理学、药剂学的学习，为马璟成长为一名毒理学家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九五”期间，国家首次提出要建设GLP实验室，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开始筹建。因为学习成绩突出，读研期间的马璟就开始全程参与了中心的GLP建设。
虽然艰辛，但马璟依然感激那段经历，正是因为30万字的SOP，使她对整个GLP体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专业理论和操作技能都得到迅速提高。
挑战远不止如此。药物毒理学通过发现药物的毒性，以确保人体用药安全，是人体用药的第一道防线。也正因为如此，毒理学家被视作“新药安全的守门人”，责任重大。但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毒理学还是一门弱学科，药物毒理研究较为落后，技术、科研条件均有限。
马璟记得，有一次评价一个全新的基因治疗产品，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和参考资料可以借鉴。她每天在实验室、动物房里工作超过10小时。两星期的时间里，查阅了跨越5门学科的60多篇参考资料，最终才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实验方案。“我带领团队从动物房和空调系统的消毒开始，到每个实验器具的准备及实验环节的控制，连续奋战一个多月，才终于保证这个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因出色的专业能力，2002年下半年，马璟担任中心主任助理，开始逐步接手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2006年升为中心副主任，后又晋升为主任，全面主持中心的工作。就这样，马璟从一名纯粹的科研人员转型为管理人员。
2006年，马璟开始负责中心运营时，中心不到50人，账面上基本没有钱，到2018年的今天，中心已有400多人，每年的收入到账近2亿元。
审时度势超前布局
中心能取得如此好的业绩，和马璟一贯坚守的创业理念分不开，那就是：善于捕捉机遇，敢为人先，审时度势、提前布局。
2006年，刚接手中心时，马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我国创新药的时代即将来临。因为加入WTO之后，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药就无法满足老百姓的临床需求，从政府层面推动创新药的发展势在必行。“我看到了未来中国创新药发展的趋势，于是抓紧时间开始科研布局。”
马璟尤其提到在此过程中著名跨国制药企业辉瑞公司给予的帮助。“当时我们和辉瑞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中心的人送去辉瑞学习，辉瑞的兽医亲自来现场指导我们的动物管理。还有赛诺菲公司从欧洲总部和美国派出了GLP管理的全球副总裁及毒理的高级专家来中心给予全方位的指导，这些高端客户不断推着我们向前走。”
迄今为止，中心已为国内外200余家新药研发机构提供了3400多项服务，完成780多种新药(生物药150+，化药600+，中药30+)的安评和药代。按照国际标准完成67个新药的毒理学和药代研究，参与20多临床试验的生物样本和生物标志物检测服务，提供了630个新药毒性早期筛选服务。
中心每年向CFDA递交约30个项目的临床申请，累计获得CFDA一类新药临床批件77项，生产批文3项。近50个项目通过了美国FDA、荷兰、波兰、韩国、台湾、澳大利亚等申报并已获批。
科学把关分毫必真
马璟表示，专业知识的跨度非常有助于药物成药性评估工作。“我们对科学性把关，不是就毒理而谈毒理，而是要考虑药物研发的各个环节，从原料到制剂，到工艺的可行性，最后才是药效、药代、毒理。没有这些跨学科的积累就不可能做到对新药的全面科学评估。”这种跨专业的知识背景也成为她对中心课题负责人的基本要求——每一位负责人到岗后，都需要继续学习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弥补自己的短板。“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毒理学家。”
“动物试验面对的是细胞、动物，但将来药物上临床面对的就是人。所以，我们必须把好新药安全的第一道关。”马璟说，严格遵守GLP规范，确保每一个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不急功近利，是每一个毒理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
通讯员陈静和本报记者赵琦徐军
